当各国政府与央行手忙脚乱地推出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用以拯救经济时，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恰恰是：对于经济，要减少干预。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此次诺奖颁给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该学派秉承了货币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是无效的。事实上，金融危机前如果是市场失灵的话，那么金融危机后的政府干预毫无疑问也是失灵的，市场的问题还是应该交给市场解决比较好。看看现在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美诸国，显然陷入了理性预期的陷阱中了。
让我们来回顾历届重量级诺贝尔经济学模型
投票悖论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于投票悖论的模型的解决，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 阿马蒂亚·森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
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行为研究
在管理学研究中，行为研究更为重要，因为管理过程不仅是一个管理物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管理人的过程。卡内曼1979年提供了架构依赖的证据，研究了人们对预期亏损的反应。??丹尼尔·卡内曼例如，假定你面临一个选择：接受一个确定无疑的亏损7500元；选择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有25%的不亏损概率，75%的亏损10000元的可能性。两个选择的综合亏损都是7500，你将选择哪一个？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搏一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痛恨亏损！这个不确定的选择，给了他们不亏损的希望。
卡内曼把这种现象叫做亏损回避。这种亏损回避就是架构依赖的例子。通常，人们喜欢一种使亏损变得模糊的架构，而当他们感觉到对导致亏损的决策负有责任时，对亏损的经历感受就更强烈。这种责任导致人们产生后悔心理。当然，也有一些人建设性地使用架构效应来帮助其处理自控难的问题。这些都是架构依赖的例子。卡内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贡献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为判断对决策作用的发现。他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不同于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多中心理论
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被统一标签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流派之中，然而，与跨学科的交融与汇聚相伴随的却是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称的“封闭人”思考倾向以及学科“我群印象”的凸显，这一趋势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多中心理论的影响走向。
虽然多中心理论的学术背景是政治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且在这些领域有着甚为广泛的影响，但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的，其理论的内涵、实质与影响就远远超出其学术背景所及的领域，如在经济学领域，其影响就甚为惊人。应该说，多中心理论汲取了几乎遍及所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智慧，与此同时，它也为众多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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